汉族

汉族是中国的主体民族，以人数计，是目前世界上第一大单一族群，约有14亿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18%（2014年）。中国大陆汉族人口约为128631万人（2020年），占全国人口91.11%。汉族主要集中分布在中国的中东部，海外分布在东南亚和北美洲较多。缅甸的果敢族、越南的艾族和明乡人，也属于汉族的分支。汉族的通用语言是汉语，属汉藏语系，现代汉语的标准语是普通话，主要方言有七种，分别是北方方言（官话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闽方言、粤方言。汉字是汉民族通用的文字。

“汉”作为族称，最早源于汉朝约武帝时期。如《汉书·李广利传》云：“贰师闻宛城中新得汉人知穿井，而其内食尚多。”在与邻国和邻族交往过程中，各邻国和邻族放弃对汉族的旧称（如秦人等），称汉朝的使者为汉使，称汉朝的军队为汉兵。两汉之际，“汉人”之类的称呼，主要指汉朝之人的意思。“汉”作为汉族的族称则应不晚于南朝初期。如《南史·杜骥传》：“尝侍宋文帝，言及史籍，上曰：‘金日䃅忠孝纯结，汉人莫及’。”《世说新语·语言篇》：“高望道人，不作汉语，或问此意，简文曰：以简应对之烦。”唐朝在与周边国家或地区的交往中也常自称为汉，与“蕃”相对。在《旧五代史·张砺传》中，张砺自称汉人，《金史·卢彦伦传》中也有“契丹汉人久为一家”这样的表述，西夏时的汉语对照词典中，有“不会汉语怎么能深入汉人”这样的例句。这些都是汉转变为族称的证据。汉人一词作为汉民族的族称一直延续到明清两代，明王朝有改胡姓为汉姓的民族政策，清王朝将全国分为满、蒙、汉三等，汉人隶属八旗的汉军，这都是一种族称的认同。近代，由于民族学等社会科学方法的传入，汉人也正式改为具有科学意义的汉族之称，汉民族族称最后确定。

此外，汉民族还自称炎黄贵冑、黄帝子孙、华夏民族、华夏儿女等。

在历史上，汉族还有秦人、华人、唐人、中国人、明人等称谓。这些称谓或以地理命名，或以朝代命名，一般体现出特定朝代对周边地区的影响力。

华夏民族各支系是由秦始皇统一起来的，于是周围各国称华夏民族（也即后来的汉族）为秦人，在西汉之时，汉民族仍被周围各国称为秦人。在唐王朝时代，汉民族又被他国称为唐人，这样称呼汉族的，往往是从唐朝才开始与汉民族建交的国家，由于唐朝的影响力很大，唐人也是汉族的一个常用称呼。在当今东南亚一带和海外仍有人称华侨为唐人，而华侨聚居的地方还建有唐人街。

其他国家和民族对汉民族有不同的叫法，如桃花石（古突厥语𐱃𐰉𐰍𐰲‬‎，Tabγač，Tabğaç）是古代中亚人和西亚人对汉族的称呼，《长春真人西游记》记载，阿里马城“土人唯以瓶取水，戴而归。及见中原汲器，喜曰：桃花石诸事皆巧。桃花石，谓汉人也。又如Kitad/乞塔惕（汉儿），又译契丹，是蒙元时蒙古人对汉族和汉族生活区域的叫法，指北中国、汉地、金国。蒙古人把中国北方的汉族和久已汉化的契丹、女真等族人都称做汉人，中国北方内地则称为汉地。元朝灭南宋后，又根据征服的时间顺序将汉族分为汉人和南人，南人也叫蛮人、囊加歹、新附人，是指南方的汉人，后元朝取消南北界限，统称为汉人。

在少数民族语言中汉族族称也很多样。如女真语称汉人为泥哈；满语称汉人为Nikan，其复数词作Nikasa；蒙古语为Nangiai，源于南家一词；土家族等少数民族管汉族叫客家人，布依族管汉族叫布夏，水族、侗族等少数民族的语言中，对汉族都有ka，ha之类的称谓表述，可能是夏的意思。壮族称汉族为Bouxgun（布官，即官族）。

传说汉族起源于距今约5000年的炎帝和黄帝部落联盟。炎帝和黄帝是同母异父的兄弟，他们从母系氏族分离出来后，炎帝在陕西渭水流域发展，后一部分人离开渭水东迁到中原发展。黄帝氏族中也有一部分人离开渭水东迁到中原发展，久居河南，在黄河两岸强大起来形成黄帝部落。两帝部落联盟之后很快就发生矛盾，最后炎帝部落失败，黄帝部落取得了胜利。所以汉民族又自称为炎黄世胄；也有自称黄帝子孙，原因就在于炎黄阪泉之战之后，黄帝雄居部落联盟之首。

炎黄部落联盟中的一支夏部落，进入了黄河中游流域的黄土地带，开启了历史传说的尧、舜、禹时代。而后随着夏朝的建立，夏民族正式形成，他们虽早已从黄帝部落分出，但一直认同黄帝是自己的祖先并延续祭祀。周民族与留居在渭水流域的黄帝部落和炎帝部落有族源关系，其远祖是夏民族的一支。以夏、周民族为代表的炎黄部落后人是华夏民族的主源之一。

东夷历来与炎黄部落联盟并居黄河流域；夷是指东方的人，以住在炎黄部落联盟东边而得名。东夷是众多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的泛称，是个集团。从起源来讲，东夷集团主要分为蚩尤、帝俊、莱夷、徐夷和淮夷五大部分。东夷集团中的蚩尤部和帝俊部在夏末逐渐形成一个新的商部落，它跨进文明的大门，形成商民族，并最终消灭夏朝，建立商王朝。商部落与蚩尤部有着母系血缘关系，与帝俊部有父系血缘关系，这种渊源关系，决定了东夷集团是华夏民族又一个主源。

关于上古时期中国的民族格局，傅斯年提出的“东西夷夏说”颇有代表性。他认为东夷与商民族属于东系，夏民族与周民族属于西系，东西形成不同的经济生活，不同的政治组织。夏民族从西方而来占据中原，数百年后，从东方而来的商王朝击败夏民族。周民族来自西方，又击败了东方的商民族。这样，东西两方民族长期对峙争斗，争斗后又混合进而发展，成为汉族先民——华夏族形成的根源。综合炎黄部落联盟和东夷集团成为华夏族的历史，可以认为华夏族主要是以炎黄和东夷为基础形成的。而后世之所以形成尊夏卑夷的观点，根源在于儒家认为炎黄是周民族的始源，故周是正统，以东夷为始源的商民族和东夷各部是被征服者，从儒家的角度来说是非正统。

汉族的前身是华夏族，而华夏族的“华夏”二字由来说法不一。《尚书·武成》记载：“冕服采章曰华，大国曰夏。”《左传》记载：“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五经正义》中解释：“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章服之美，故谓之华。”以上记载，都是以大解释夏，以文采解释华。章太炎在《中华民国解》中认为：“夫华本华山，居近华山而有华之称。后代华称既广，忘其语原，望文生训，以为华美，以为文明，虽无不可，然非其第一义，亦犹夏之训大，皆后起之说耳。”即“华”和“夏”本是“中土”之意，引申为“中国”，是由地理名称发展而来。“华夏”作为文化概念，所谓“华夏族”是指在文化上形成共同传统的、在血缘上融成一体的、居住在黄河中游流域的古代中国各民族的统称，是多个民族融合的组合体，而不是指代某个单一民族。

同样的道理，汉民族中的“汉”本来指“汉水”，随着汉朝的成立，最后成为民族名称。华夏族的主体后来发展为汉族，汉族的性质与华夏族有相近之处。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不是大民族与小民族的关系，而是形成了综合色彩的许多个民族的融合体，与还保持固有色彩的原民族的关系；汉族的文化，也是无数个民族文化经过提炼和融合后形成的统一文化。华夏族和汉族虽然同源一体，但是也有区别，后世的汉族不仅包括华夏族的组成部分，还包括了后来历代发展中不断吸收的新元素，如同滚雪球一般。现在说的“汉族”是指在语言、文字、信仰、习俗等方面区别于其他少数民族的主体民族；而现在语境下，华夏或者中华，范围相较于传统意义上的概念，涵盖更广，是包括汉族在内的中国各民族的总称。

周民族的远祖是古代夏族的一支，周民族是在克商的过程中形成和崛起的。周部落在迁徙过程中生产力日益增长，与其它氏族部落杂居，周部落从血缘关系转化为地缘关系。由部落传到古公亶父时代，在北方游牧部落的逼迫下迁到周原定居。到季历时，周部落臣属于商朝，后季历伐西伐余，在战争中获得了大量的奴隶和财富。周部落的贵族成为奴隶主贵族。季历的儿子文王秘密征讨周围国家，取胜后建立了新的都城，文王成为国王，国家诞生。文王死后，他的儿子武王继位，四方小部落都来归顺。公元前1027年武王伐商，也有更多的氏族军队参加，有更多的氏族部落加入周部落联盟中，瓦解血缘关系，促进了周民族的形成。

周王朝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虽然其主体是周民族，但还有夏、商、楚、越等多个民族。楚民族在江汉地区崛起，发展于江南。楚民族最早被人们称为蛮夷，据史书分析楚民族的先祖是周民族。春秋时期，从公元前8世纪中叶熊通自立为楚武王开始，楚民族进入大发展阶段，春秋时期晚期向江南发展。越民族是从江苏、浙江到两广或云贵高原这一弧形地带的百越集团。于越的突起是由于夏民族和周民族的影响和帮助。商周时期，与中源各民族邻接的百越在江、浙的于越突起，形成为民族，吴越两国的建立，标志着越民族的形成。此外，周王朝还存在着夷、蛮、戎、狄族群。在民族分布上，夏、商、周三族虽然居中，但是西北与戎、狄交错，东与夷交错，南与楚交错，西南与濮蛮交错，东南与越交错。交错杂居是周王朝民族分布的真实情况。这种错杂的分布也为民族融合与统一奠定了基础。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被迫将都城东迁到成周，史称东周，进入春秋时期。这一时期，铁器的使用使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各民族和各诸侯国之间的发生了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上出现了新的不平衡，但是各民族之间的武装斗争有所缓和，夏商周三个民族之间逐渐融合。其中晋国州兵的出现是夏商周三族融合为一的一个标志，秦晋联姻则是春秋时期夏商周三族融合基本完成的标志。民族的融合还扩展到楚、越、夷、蛮、戎、狄等多民族，在这个民族大融合的过程中，华夏民族的雏形逐渐形成。

战国初期，燕国在东北方与戎人杂居，与赵国一起成为华夏民族在东北方的主流，而秦国、楚国则成为华夏民族在西方和南方的主要支系。公元前395年，秦孝公重用卫国人进行商鞅变法改革，大大发展了周文化，对西周以来一直存在着的氏族血缘关系是摧毁性的，这为华夏民族的统一提供了地域关系的基础。

公元前230年秦国灭韩，至公元前221年灭齐国，秦始皇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王朝。秦始皇下令“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采取一系措施，形成秦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体制，使华夏民族各支系得以统一，秦王朝的建立，也成了华夏民族统一的标志。秦王朝统一后仅15年时间，在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中瓦解。公元前202年，刘邦击败项羽，建立汉王朝。到了汉武帝刘彻时期，汉王朝的国力达到空前鼎盛的局面，华夏民族也随之演变为汉民族。

华夏民族转化为汉民族得益于汉承秦制，汉王朝完全继承了秦王朝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政体，这种中央集权制强化了汉王朝统一性。匈奴人长期侵入汉代边疆，汉武帝派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打开了沟通西域的重要通道。汉武帝两征河西，又战漠北，将匈奴控制在塞外，征服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之后，呼韩邪单于称臣于汉，汉文化逐渐深入匈奴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匈奴人、大月氏族人、乌孙族人，奄蔡人等游牧部落在大迁徙中传播汉文化；月氏族人迁移到巴克特里亚，将汉文化带入中亚地区，促进了汉文化的西向传播，汉代文化沿着丝绸之路向中亚、西亚甚至欧洲辐射。中亚的帕提亚帝国和贵霜帝国由于地理位置特殊，通过与中原的直接贸易、贡纳贸易、转运贸易，或与东南亚远航贸易等方式销售汉地物产，使汉文化影响帕提亚帝国、西亚、欧洲、波斯湾、阿拉伯半岛或埃及等地。

东汉末年，社会动荡不安，汉民族逐渐由中原迁徙长江以南。此外，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如匈奴、乌丸、鲜卑、氐、羌等南迁至内地，与中原地区的汉民族混杂居住，促成了这一时期的民族大同化。进入三国时期，曹操统一了北方地区，北方少数民族大量内迁，进一步促进了汉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大融合。而在南方和西南地区，孙吴政权和蜀汉政权的建立，也促进了汉民族与当地越、蛮、俚、僚等部族的交流融合。

西晋建立后，中原地区短暂统一，然而西晋皇族在公元291年为了争夺中央权力，导致了持续十六年的“八王之乱”，西晋国力就此走向衰落，北方塞外众多游牧民族如匈奴、鲜卑、羯、羌、氐族等陆续南侵，发生了五胡乱华，陆续建立十多个非汉族统治的政权，与不断南迁的晋王朝形成对峙。公元317年，西晋灭亡，汉族士人衣冠南渡，司马睿退守南方，建立东晋。此时的北方陷入混乱，直到公元439年，鲜卑族的北魏政权统一北方。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政策，原本活跃在北方塞外的少数民族大量南迁，并在中原长期定居下来，与原本居住在当地的汉民族融合，他们接受汉民族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失去本民族的生活习俗和语言，彻底汉化。

公元581年，隋朝建立，结束了南北分裂的局面，汉族再次获得具有主导地位的统治权；不久唐朝建立，取代了短暂的隋朝。然而隋末唐初，南诏、吐蕃、突厥等西南、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崛起，多次与中原王朝发生战争，掳掠了大量的汉族人口。而隋唐时期，将犯罪的汉人流放到岭南的习惯，也促进了汉人与岭南地区少数民族的融合。到了唐太宗李世民时期，唐朝的国力进入鼎盛，中原王朝大一统政权再次形成，开启了万邦来朝的时代。唐朝与西域逐国的政治、文化、经济等官方交流进一步加强，大量西域地区的少数民族内迁，而唐朝以包容的态度接纳了各少数民族的加入，唐太宗李世民更是将那些归附的少数民族首领、将士等赐姓为李，这些内迁的少数民族也逐渐汉化，成为汉民族的一份子。

唐末之后，中国进入五代十国时期，战乱频发，大量汉族人口南迁。前蜀、后蜀、南吴、南唐、吴越、闽国、南楚、南汉、荆南（南平）、北汉等十个割据政权的相继出现，给汉族带来了灾难的同时，也促进了契丹、吐浑、沙坨等北方部族与汉民族的文化融合。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北宋，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北宋时期，与宋王朝并立的少数民族政权有契丹族建立的辽国，有女真族建立的金国，还有党项族建立的西夏。各个政权之间不断进行战争与联盟，同时也加强了政治、文化与经济的交流。

北宋末年，政治腐朽，防备空虚，金兵南下，结束了北宋的统治。北宋末年至南宋，由于金朝进入黄河流域，大量女真人及契丹、奚、秣辐（史称渤海）人随之进入淮水以北广大地区。公元907年，耶律阿保机建立辽国后，大举侵掠汉族地区，为了安置俘获的汉族人民及其它少数民族，辽国建置多个州县，安置汉人，形成在华北地区汉族与女真、契丹等族交错杂居的局面。辽、西夏、金三国在征服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民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各族剥削阶级的联合统治，发生过主张汉化和反对汉化的斗争。

辽朝对统治区域内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民族，采取“因俗而治”的统治方法建立两套行政体制。在辽太宗耶律德光统治时期，制定了“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两套机构。金朝规定：“自本部族徙居中土，与百姓（指汉族）杂处，计其户口，给以官田，使自播种，以实口食。”随着女真人进入中原的其他民族，也获得了同样的待遇。因此，契丹族、女真族及其他南迁的北方少数民族与汉人杂居，彼耕此种，促进了中原地区的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交融，这些少数民族同样逐步被汉化。

汉民放先进的经济和文化是汉民族同化的决定因素，杂居的环境给汉民族的同化提供了重要条件。元朝统一中国后，把中国境内的人公成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第三等是汉人，第四等是南人，受汉民族的影响最终被汉民族同化，使汉民族发展得越来越大。汉民族自形成至发展壮大，民族意识在不断的增长，这是汉民族稳定性的表现。元朝末年，红巾军起义爆发，公元1368年，朱元璋称帝，建立明朝；在经历了元朝的异族统治后，汉民族重新获得统治权。元朝灭亡后，明朝时的蒙古、色目人大多改为汉姓。明朝时期，汉族由于从军、屯田等原因，逐渐进入东北、两湖、两广、云贵等边远地区，经过迁徙而来的汉族人，带来了先进的汉文化，并逐渐与当地的少数民族交流、融合。

明朝末年，农民起义爆发；公元1616年，东北地区的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建立后金，与南方的明朝相抗衡。公元1644年，清军入关，明朝灭亡；由满族人建立的清王朝统治了中原王朝，汉民族再次遭到异族统治。公元1645年，清政府向全国发布剃发令，强迫汉民族服从其统治。自此之后，汉人的地位始终处于满人之下。清朝在官制上实行的是满汉复职制度， 但汉员班列都在满员班列之下；汉人官员不得担任中央重要职位， 并且严禁汉人补满缺， 而满人可以补汉缺。 地方政权也是如此， 总督一级多由满人担任，知府、 知州、 知县则多由汉人担任。 边疆大吏如驻防将军、 副都统、 参赞大臣、 办事大臣， 则由满人专任。

清朝末年，鸦片战争爆发以及《南京条约》的签订，使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随着在清王朝掌握大权的汉官人数不断增多，他们开展了一系列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从林则徐的虎门销烟，到广东三元里等地韦绍光揭竿而起的反英斗争，从太平天国起义及捻军起义，汉人的反清斗争逐渐拉开帷幕；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汉族士人推行戊戌变法，最终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彻底推翻清朝的封建统治。中华民国建立后，中国各民族与汉民族一起再次实现统一，逐步形成了包括所有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实体。汉民族在这一切重大活动中处于主导作用，确立了主体民族的地位。

民国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蓬勃发展。汉族知识分子领导的五四运动，起到了开发民智的作用。而后，以汉族为核心的革命分子组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着中国各族人民进行艰苦的解放斗争，旨在推翻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共产党与国民党第一次合作，征讨北洋军阀，拉开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随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对共产党革命人士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共产党革命人士的反馈，掀起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西安事变后，共产党与国民党第二次合作，进行了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抗日战争。抗日战争时期，汉民族作为抗日主体力量，在民族平等的旗帜下，更广泛地吸收各少数民族进行抗日战争，其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蒙古骑兵团、回民支队和东北抗日联军的蒙、回、朝鲜、满等各族人民的英勇斗争。1949年10月1日，在经历了与国民党统治阶级的解放战争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汉民族也随之成为中的主体民族。

近代以来，汉族有相当数量的人口移居海外，广布世界各地，其中东南亚各国最多，如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缅甸、越南、老挝等。这些不同历史时期移居海外的汉族，他们有的已入移居国国籍，被通称为华裔，有的仍保留着中国国籍，被称为华侨。目前，绝大多数的华裔、华侨保留了不同程度的汉民族特点，如语言、生活习俗等，特别是他们都有很强烈的民族意识，都自称为炎黄子孙。

有一种“雪球理论”认为，汉族的形成和发展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人口也在滚动中越来越多。夏民族是汉族的先民，大约有200余万人，到了战国时期，华夏民族有2000万人左右。秦汉时期汉民族人口达到5900多万人，发展到唐代前期有8000万至9000万之间，北宋时突破1亿人，明朝万历年间人口有1.5亿人，到清朝道光年间汉族人口达4亿以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汉族人口有6亿人，20世纪末达到12亿左右。

1949年以后汉族人口普查表

根据中国政府历年的人口普查统计，汉族人口数量是中国人口数量最多的民族。汉族人口增长很大，从1954年至2021年期间人口增长了一倍多，但是汉族人口占比下降了2.29%。全世界汉族人口约有14亿左右。汉族在其他部分国家和地区也是重要的民族构成，如在新加坡占总人口的77%，在马来西亚的槟城，占总人口的56%。

汉族在世界各地人口分布

汉族人口在历史上有过几次大规模的迁徙，他们从黄河流域和淮河以北向长江、珠江流域南移。秦统一六国时曾将关东强宗大量迁入关中，西汉也有过类似移民活动，东汉时北方军阀割据，人口开始南移。西晋末年黄河流域的汉族人民大规模南迁至长江中下游与长江中上游及汉水流域。南北朝时期继续发生人口南移，使长江流域人口不断增加。安史之乱之后，唐末又出现藩镇割据混战，至五代时期北方人口又一次出现南迁。北宋末年金兵南犯，出现第二次人口南迁的高潮。经过人口大规模的南迁，中国的经济重心南移也形成了南方人口密度高于北方的局势。

自秦汉到清朝，历代有不少汉族人民通过屯垦、移民、流亡等方式，移居边疆各地。移居边疆的汉族人民有不少融入当地少数民族之中。唐代的东北渤海人、西南南诏人、辽代契丹人、清初满族人等都因融化大量汉族人民而壮大、兴旺起来。各少数民族人民在发展过程中也吸收了汉族的特点，边疆各民族还有一部分在内迁过程中与汉族人民杂处，甚至融入汉族之中。汉族经历与民族境内各民族长达数千年的共处迁徙，形成了在松辽平原及黄河，淮河，长江，珠江等大河巨川流域，农业发达的地区及城市集中分布，主要集中于中国中东部，在边疆与各民族交错杂居的分布特点。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汉族还有相当数量人口移居海外，特别是东南亚和北美洲地区。其中有的在宜居国生根发展成为当地的华裔，有的则保持中国国籍，成为散布在各地的华侨。

汉族通用汉语，汉语属汉藏语系，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语言之一，是中国官方语言，也是世界五大通用语言之一。古音是汉语的源头，现代汉语语音由古音发展而来。古代汉语以先秦口语为基础形成了书面语文言文，不同时期的口语在语音上多有不同。现代汉语称普通话，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

汉语语音从先秦时代的上古音，汉魏南北朝时代的近古音，隋唐宋时代中古音、元明清时代近代音、1911年以后至今的现代音共分为五个阶段。汉语的古音、今音、现代音之间相互连贯传承，语音体系高度稳定性。在音韵学上，先秦西汉和隋唐宋两个时期的汉语语音系统，前者称为古音，后者称为今音。古音是汉语的源头，后世的语音都是由此发展演变来的。而今音则是在反切创制、四声发现、读破运用、韵书编纂，特别是《切韵》《广韵》的编成，以及平仄律的使用的背景下形成的。古音多齐齿、撮口的细音，今音多开口、合口的洪音。舌音的稳定性，如上古音是[t]、[t‘]、[d]、[n]、[l]，直到今天苏州话仍旧是此五母，北京话中除全浊声母[d）没有外，其余四母也有。汉语现代音的调类与古汉语的调类虽然有“阴、阳、上、去”与“平、上、去、人”之不同，但现代音的阴、阳两声是古汉语的平声分化而来，而古汉语的人声又分别融入现代音的阴、阳、上三声，两者之间也是有着渊源关系的。古汉语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成语、俗语、歇后语、对联、谜语等语言形式，具有音乐节奏感，富于声律美。语的分类又分为表述语、描述语、引用语。语的内部成员包括成语、惯用语、谚语和歇后语。

《切韵》声母表

1923年确立国语标准音，当时普及率低，通行的范围是很窄的。1928年，国民政府大学院（即教育部）正式公布了“国语罗马字”（简称“国罗”），作为中国第一个法定的罗马字拼音方案，由于字母标调法过于复杂，难以推广，后制订一个新的拉丁化汉语拼音方案，取代旧的国语注音符号。1955年的两次全国性的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上决定将规范的现代汉语定名为普通话，并发出了《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1958年2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并公布了《汉语拼音方案》。这个方案汲取了拉丁化拼音方案的长处，它不仅可以用于汉字注音和推广普通话，还可作为中国各少数民族创制和改革文字的基础，帮助外国人学汉语，并用于音译人名、地名和科学术语，以及编制索引和代号等，并大力开展推广普通话工作。现代汉族使用的语言普通话是以北京话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2000年10月31日，第一部根据宪法制定的关于语言文字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正式公布。

汉民族的词汇古今相承，像自然现象的词汇如日、月、天、地等，和人体有关的头、脑、手、足等，方位和时令的东、南、西、北和春、夏、秋、冬等词汇等名词类的，古今相通，在《说文解字》上有9353个字，至今常用的有四五千字，体现出汉语词汇的稳定。

汉语语法从古代发展至今，一直延用主谓宾定状的词序，实语词和虚词的使用也基本没有改变。汉语的修辞现象是世界上其他语言的修辞现象不易有的。汉语的修辞也基本相近，自先秦萌芽以来，经西汉修辞思想的成熟期，魏晋南北朝到元的修辞学发展期，再经明清修辞学的复古期，直到现代，古今一脉相承。

汉民族除了讲普通话，还使用地方方言，共有七大方言，即北方方言（官话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闽方言和粤方言。

• 北方方言

汉民族方言使用情况，长江以北的汉族基本上使用北方方言也称官方言，长江以北的汉语基本上都属北方方言，只有皖西南怀宁、岳西、潜山、太湖等9县以及湖北监利县属赣方言，苏北海门、启东以及靖江和通州的部分地区属吴方言。重庆无论江北江南都属北方方言，但存在f和h（或hu）混读的现象，n、I不分。北方方言的分布区域占整个汉语区的四分之三，北方方言很多区域没有zh、ch、sh这套声母，下分8个次方言片：北京和东北片、冀鲁片、胶辽片、江淮片、中原片、西南片、兰银片、晋陕片，使用人口有超过10亿人使用。

• 吴方言

吴方言也叫吴语，没有zh、ch、sh这套声母，一般“皮”“避”不分,“谈” “淡”不分， “晴” “静”不分， “陈” “阵”不分，主要分布在苏南（南京、镇江除外）、上海、浙江等省市，下分6个次方言片：太湖片、婺州片、宣州片、台州片、瓯江片、处衢片。太湖片地处杭嘉湖平原以北，又称北部吴语，其他各片统称南部吴语，使用人口大约有超过9000万人。

• 湘方言

湘方言也叫湘语，以长沙话为典型代表，不能清楚区分声母f和h，有些地区把f读成hu，有些地方还有把f和h两读的，一般“皮”“避”不分，“谈” “淡”不分， “晴” “静”不分， “陈” “阵”不分，长沙话把“男、蓝”都说成男，长益片、衡州片的中古全浊声母已经清音化，又称新湘语，其他片不同程度地保留全浊声母,又称老湘语，使用人数大概有4500万人。

• 赣方言

赣方言也叫赣语，以南昌话为代表，南昌话把“男、蓝”都说成蓝，分布在赣北，赣中及毗连地区，下分9个次方言片:昌都片、宜浏片、吉茶片、抚广片、鹰弋片、大通片、耒资片、洞绥片、怀岳片，使用人口超5500万人。

• 客家方言

客家方言也叫客家话，以梅州话为代表，不能清楚区分声母f和h，没有f声母，没有zh、ch、sh这套声母，分布在闽、粤、赣三省的边缘地带以及湘东南地区，广西、四川、海南、台湾等不连续分布的地区使用人口超过7000万人。

• 粤方言

粤方言以广州话为代表，不能清楚区分声母f和h，把汉语里一些读h的字（大都是和u结合的字）的声母也读作f，没有zh、ch、sh这套声母，下分7个次方言片：广府片、四邑片、高阳片、吴化片、勾漏片、邕洵片、钦廉片，使用人口超过1亿人。

• 闽方言

闽方言也叫闽语，闽方言以厦门话和福州话为代表，不能清楚区分声母f和h，f在多数情况下读成b、p或h，没有zh、ch、sh这套声母，下分7个次方言片：闽南片、闽东片、闽北片、闽中片、莆仙片、邵将片、琼文片，使用人口超过8000万人。汉语方言在海外使用人口最多的是粤方言、闽方言。

汉字的起源于六千多年前，一般认为，仰韶文化时期的陶符，龙山文化的陶符，它们有基本的形体，这些符号就发展成为后来的汉字。汉字的使用从商代的甲骨文至周代金文、大篆有一脉相承的关系。至秦始皇时期，统一文字，汉字从大篆发展到小篆，汉承秦制，小篆简化为隶书，汉字也脱离图画性质，汉字的结构也不再发生变化，字体稳定下来。汉语是一种非形态，以单音节语素为主的语言，汉字的组成由一个汉字作为一个符号，既表示一个音节，又表示一个语素，还表示一个意义，汉字就成了形音义的结合体。汉字字形呈方块。据统计，《十三经》中累计589283个字，不重复的单字有6544个字，基本可以视作古代汉字的数量。现代汉字，则从《汉字频度表》中可知大约有不重复的单字6335个。汉字稳定、简明，汉民族方言有多种，但是汉字通用。

汉族有原始信仰，以及儒教、道教等本土宗教信仰和佛教 、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等外来宗教信仰，但都不是全民族信仰。

传说在颛顼帝时代，汉族先民信仰原始宗教，特点是信鬼神巫术，重视祭祀。夏民族时期有孝乎鬼神，大禹自己吃得很差，却把祭祖宗的祭品办得很丰盛；穿得很坏，却把祭服做得华美。由于祖先崇拜是鬼神崇拜的产物，是鬼神崇拜的一种形式。商民族有动物和祖宗元神的崇拜，盛行人祭。常见的祭祀有羌人和牛羊等，人祭的方法有多种。周王朝是有了对天的崇拜，在楚民族兴起自然崇拜、巫和神的崇拜，称巫为灵，自然界的风、云等成为人们崇拜，还形成了龙和风的崇拜。龙是神物，凤是神灵。越民族有蛇和鸟的崇拜，蛇也是龙，古代认为龙是蛇的化身。在春秋战国时代，孔子主张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远之后，原始宗教因此失去统治地位。

汉族先民崇拜大自然，土地、天体、山峰、河流、岩石、水、火等都是他们崇拜的对象，在古代就有祭土地神的风俗。日、月、星辰、云等现象神秘莫测，对天体产生崇拜，太阳带来光明和温暖，对太阳的崇拜影响最大，他们认为山有山神、河有河神、湖有湖神等，甚至石头也有灵性。在《山海经》中有动物神灵的记载，汉族先民是狩猎和采集经济时代，他们从动植物中获得生活来源，力图通过宗教仪式祈求动植物恩赐，对动植物表示歉意和安慰，怕动植物报复。汉族先民认为植物也有灵性，伤害它们要进行礼拜和祭祀。

汉族先民认为人人都有灵魂，人死亡之后，灵魂脱离肉体就成了鬼魂，鬼魂依然会关注与之有关的人，并有善恶之分，先民通过宗教仪式能与鬼魂沟通。汉族先民的丧葬方式也由以前的把尸体吃掉或丢弃至举行隆重的葬礼，有土葬、火葬、水葬等不同葬法，并把对鬼魂的崇拜与血缘观念联系发展成对祖先的崇拜。

氏族或部落的标记和名称称为图腾，图腾形象大多来源于动植物，以动物居多。汉族先民在远古时代崇拜龙和龟。传说伏羲氏认为龙呈祥并以龙纪事，创立文字。黄帝轩辕氏的图腾是龟的一种，天鼋。天鼋与轩辕语音相近，并作为图腾徽帜，而龟背圆足方和天圆地方一致，认为龟可通神灵，甚至认为龟先知先觉，用龟来占卜。汉族图腾一龙一凤代表一阴一阳，有变异的龙麒麟等成为汉族先民的原始崇拜。

儒教是汉民族先民尊崇孔子为教主的宗教，它是多神教，以天地祖宗为崇拜对象。儒教有祭天、拜祖、祀孔等宗教性活动。祭天在古代只有皇帝才享有祭祀的特权。儒教祭祀的时间是孟春月七辛日，皇帝亲自到南郊祭天地，冬至时只命令有关部门到南郊祭祀天神，高皇帝刘邦配享，夏至有关部门至北郊祭地，高后配享。汉初祭孔只是刘邦个人对孔子的态度，后对孔子的祭祀列入了国家正式祀典。儒教在东汉有郊祀制度，南郊祭天、北郊祭地及四季郊祭五帝制度。

祭孔是祭祀孔子的简称，它是祭祀圣人孔子及其弟子以及儒家历代先贤、先哲的典礼。为了尊崇孔子之道，宋代开始，全国各地县级以上的政府所在地均设文庙，以祭祀孔子。祭孔主要在曲阜孔庙、都城孔庙和地方文庙中进行。20世纪80年代中期，曲阜孔庙重现祭孔活动，此后有文庙的地方也开始祭孔。现在的曲阜孔庙和衢州孔氏家庙的大成殿中都供奉孔子、四哲等的塑像。而地方文庙中既有塑像、木主，也有画像，还有许多文庙改变了文庙的功能。“四大丁祭”作为孔庙中的隆重祭祀，一般是衍圣公为主祭官，由衍圣公的提调官筹办。由衍圣公主祭孔子、四配，属官分祭十二哲、先贤、先儒、启圣祠、崇圣祠、寝殿、家庙等。

公祭是由皇家和地方政府官员参加的祭孔活动。皇帝亲自或专门指派大臣到曲阜或国子监孔庙致祭，地方政府官员都在各地州、县文庙举行，每年二、八月的第一个丁日举行祭孔典礼。孔子诞辰日阴历八月二十七日则举行祭孔大典。祭孔时辰古代和现在有所不同，民国以前的祭孔活动都遵循古礼在夜间子时开始，因为古人认为祭典是神、人心灵交会的一种活动，是阴阳两界的交流，而凌晨正是日夜交替时分，所以选择此时祭祀。民国以后祭孔时间改为早上7时，近年曲阜孔庙祭孔和全国各地文庙祭孔时间多在早晨8时左右进行。祭孔典礼采用释奠礼，释表示施与或放置，奠意味着极尽精诚、以酒祭祀，释奠原为古代学校的祭祀典礼，后来规定为祭祀孔子专用。祭典时陈设颂歌、音乐、舞蹈，以及呈献牲（三牢）、酒、果、菜等祭品，以表对孔子的尊崇。祭孔典礼的具体方法和程序，历代都有着严格的规定。祭孔典礼包括的内容很多，从建筑到祭器和乐器，从音乐到舞蹈，从祝文到颂歌，从食品到服饰，还包括祭祀仪式等多方面的内容，几乎涉及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道教产生于中国的一种宗教，道教奉《道德经》为主要经典，尊老子为教主，在中国古代宗教信仰基础上，沿习神仙家和黄老道的观念和修持方法，形成了包括天神、地祗和人鬼在内的神仙谱系。以“道”和“德”为基本信仰．认为只要认真修道．就可以得道成仙，长生不死。东汉时期主要传教活动是持九节杖、画符念咒、教病人叩头思过、饮符水以治病。早期道教的仪式主要是跪拜首过，请祷天地水三官和朝礼等。后道教主要是中国古代宗教祭天、祭地、祭祖以及禳灾除邪仪式的继承和发展。道教的主要节日有老君诞辰农历二月十五，玉皇圣诞正月初九，蟠桃会家历三月三，吕祖诞辰家历四月十四。

道教仪式有斋醮，由一个地区或道教徒团体发起的，在庙观、祠堂等地方举行。斋指戒洁行事，醮指冠，娶之礼和祭礼，它主要是为了祈福和禳灾，时间三、五、七日不等。道教传统中区分斋醮仪式分为黄篆、金篆和玉篆三类。黄篆用于拔亡度鬼、消灾集福，黄篆道场定的程式和手法、唱赞和音乐、念诵，以及跪拜、拈香、手印等等，传统称之为斋法；金篆用于祈寿禳灾，悼亡度鬼；玉篆用于驱邪度厄，救产保安等。度亡类仪式是超度死者早登仙界的仪式，即黄篆道场。通常以死者家属为主举行，常在死者家中或道观偏殿中举行，时间一日、三日不等。小法事是遇到灾病疑难时，由信徒要求进行的解冤释结，召将驱邪，祈神得福的小法事。通常在信徒家中进行。功课是在庙观中的道士和道姑早晚例行的诵经礼忏功课，以此作为个人修持的重要内容。

佛教是由印度传入中国，汉民族将印度佛教中国化。腊月初八是佛成道日，汉民族民间在宋代兴起效仿牧女熬粥供佛的做法，形成了现在腊八节的腊八粥。四月初八佛诞日也称为浴佛节，在寺院会举行法会。七月十五是僧自恣日，在佛家会举行盂兰盆会，也是民间盛行的中元节。民间的火葬与佛家火葬一脉相承，放生是受佛家大慈大悲的影响。汉传佛教有食素的风俗，对民间饮食也产生影响。

佛教在民间有忏法、斋会等仪式，忏法是忏除所犯罪过，悔不再犯，以便来日积极修行的一种仪式，佛教宣称以斋忏的方式能驱鬼克邪。斋会时写经、译经、讲论、迎佛骨、祈雨、平乱祈祷、祝贺纪念、谢礼等。佛教斋会在生活中应用广泛，自唐代起就兴就满月斋，是为孩子满月而设的斋会。盂兰盆会在汉民族盛行，中唐以后的盂兰盆会发生了变化，在晚唐水忏出现后，盂兰盆会逐渐加入超度孤魂野鬼和行水忏等法事，盂兰盆会演变为普通民众信仰活动。佛教在祈禳、祈雨、医疗也有仪式，唐代有多次请僧人祈雨的文献记载。在民众生活中，丧葬仪式上诵念佛经或在坟地上建立经幢是常见的仪式，比如在做七时要坐禅诵尊胜咒一千遍。在古代，人们认为佛教有敕劝之术，有制邪理痛效果，还有如求子，唐代有专门的仪式。

汉族在历史上，形成了宗法制、乡里制、里甲制、保甲制等多种社会组织，它们虽已成为历史，但深刻影响了汉族的宗族观念、家庭观念和组织形式等，直至今日，汉族仍有安土重迁、寻根问祖、重视血缘、重视家庭的习俗，尤其是在中国南方，对于家谱、宗庙的重视程度仍与古代一脉相承。

宗法制是在西周时由父权家长制逐渐发展形成宗法制的，最初的伦理道德是忠孝仁义礼智信的伦理道德，宗法制中嫡长子为宗子，是大宗，是王位继承者。庶子为小宗，周王分封诸侯。诸侯、卿大夫、士为各个支的大宗，其嫡长子为继承者，庶子为小宗，再依次按照这个方法分封，用封建统治全国，再用血缘关系分封各地，分封诸侯、卿大夫和士，分封土地以此来维护统治，逐层分封。在宗法制中，只能有一个天子，天子的次子们、庶子们为诸侯，按照君臣关系替天子维护团结。宗法制在西周是为了维护嫡长子继承制，严格实行嫡长子继承制，正妻所生长子才能继承，不考虑是否贤能。《公羊传》中概括，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

宗法制中一个宗族中同时有且只能有四个小宗，周王是大宗；其余的嫡长子为宗子，庶子为小宗，周王分封诸侯、卿大夫和士，他们各是自己本支的大宗；另外，还有四个小宗，分统族兄弟、再从兄弟、从兄弟及群弟，为庶子宗，其宗子也就是小宗宗子。大宗百世不迁，小宗五世则迁。唐朝前期，地权和政权结合，门阀士族地主发展，门第等级出现。宋代人们的宗法血缘观念也逐渐淡薄向庶民类型宗法宗族制过渡。宗法宗族以孝睦为内涵，特别重孝， 孝为百行之源，把孝、睦、同居共财联系在一起引申到三纲五常。朱熹把宗法关系同政治糅合在一起，把父为子纲引申为君为臣纲，强调三纲五常。明清时代的宗法制深入庶民，加强了对农民的控制。在长江以南的农村，宗族组织与地方保甲相结合，把政治内容和宗族组织联系在一起，作为地方行政的辅助。

汉族的宗族观念根深蒂固。同姓同宗在汉人观念中，仍是一种很强的联系纽带，汉民族一直有同姓不婚的传统。在宗法制度下，汉族的亲属是以父系为中心论亲疏。所谓父系单系指的是血缘集团在世系排列上完全排斥女性成员的地位，女性在继承方面没有权力。父权统制、男尊女卑的观念和夫妻不平等。父系家族的延续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事。祭祀祖宗，不断传承烟火，被认为是每个家庭的头等大事，无后被认为是最大的不孝，这种观念极大地影响着汉族古代的人口观，有所谓“多子多福”的说法。

乡里制度，是指古代汉族地区，县以下乡、里两级行政组织制度，乡下辖里。乡里制度是宗法制与行政制度的高度统一，集中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乡里制度以对全体乡里居民什伍编制为基础，通过“什伍相保”“什伍连坐”等基本组织形式把个人与国家整合为家国一体结构。里是国家政权结构中最小的基层地域行政单位，里吏是里的行政人员，他们履行上级政府交给的基本任务，拥有清查户口、宣布教化、缴纳赋税、征派力役、维持社会治安等职能，同时里吏负责处理里的其他内部事务。

乡里制度初步形成应该是在春秋战国时期。乡里制度的形成是以郡县制的产生和发展为前提的。到战国后期，基层乡里两级行政组织建制大备。乡官职位职数设置齐全，分工合作，他们上接受县廷领导，下管理最小行政组织单位“里”，在县、乡、里三级政权中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里吏受乡官领导，他们直接和编户民来往，落实一里政务，是社会底层一线管理人员。综合以上所论，乡里两级政权的行政职能发展到战国末期已相当完善，这标志着汉族的乡里制度的初步形成。

汉族地区的里甲制度是明朝前期的基层社会组织。明太祖朱元璋早在建立明朝之前，在部分地区已设立里甲制度。到了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朱元璋“命天下郡县编赋役黄册，其法以一百一十户为里，一里之中推丁粮多者十人为之长，余百户为十甲，甲凡十人，岁役里长一人，甲首十人管摄一里之事。”里甲制度便开始向全国推广开来，成为明代庞大的封建国家机构的基层行政单位和最基本的役制组织。里甲制度在摇役征发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一条鞭法的赋役改革后，里甲受到削弱了，但它继续苟延到清代康熙时才算真正消亡。

汉族地区的保甲制度起源于宋代。北宋王安石曾实行保甲法，他把保甲的历史追溯到三代。变法失败后，保甲被取消。明代后期在里甲制度削弱的情况下，统治者不得不另谋对策，转而提倡保甲法。明成化四年（公元1468年），云南道御史戴用建议在北京城实行保甲，以加强治安。成化十二年（公元1476年），总督槽运右副都御史李裕等建议在流民时常出没的荆襄上游设立保甲。弘治时期，明朝朝廷批准了兵部关于在全国实行保甲法的建议。明朝后期保甲制虽广泛施行，但里甲并未取消。直到明末，黄册十年一编审在形式上仍按期举行。实际上，明朝后期是保甲和里甲双轨并存的时期，彻底取消里甲是在清代雍、乾时期，由于地丁制度的实行，在全国范围内以保甲取代里甲的条件才完全成熟。

先秦时期，汉民族先民聚族而居，后周公制礼，建立血亲嫡长分封制，形成家长支配下的大家庭同居共财的结构形式，异子之科制和余子均出制，使秦汉家庭结构缩小。 魏晋南北朝期，战乱频繁，王权式微，土地兼并严重，使豪宗强族的依附人口增多，家庭结构规模逐步扩大。隋唐至清末施行禁止别籍异财制，形成联合大家庭。民国倡导民主科学，家庭开始分裂，结构规模缩小。

家庭的政治功能从先秦时期的贵族宗族到隋唐时的士族宗族，宋元时期的官僚宗族，明清时期的民间宗族等发展后，政治功能由强变弱。先秦时宗族通过参政、通婚等方式影响政治决策，家庭政治权力交给国家。隋唐宋元时期，科举制度使社会人员流动增强，宗族权力依托科举产生的官僚宗族更具政治力。明清时期宗族民间化，家庭完成政治附庸化，民国之后，民间宗族社会功能弱化为联族自保，家庭失去政治权力，之后宗族被视为封建残余，没有宗族保护的家庭更没有政治权力。

传统的汉族家庭崇尚五世同堂、四代共饮。在家庭里，晚辈听命于长辈，妻子听命于丈夫，男子是家庭的主宰，拥有绝对的财产继承权。汉民族有宗法观念，对血缘关系、姻亲关系、宗亲关系非常讲究。五服、九族制度就是家族宗法观念的体现。五服制是丧服制度，后来演变为血亲制度，以本人为基准，向上推四代的直系亲属称祖先，祖先范围内的人称为五服，是近亲，五服以外的人称为出服，不是近亲，是同宗或同姓。所谓九族是指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合起来称为九族。宗族内用字辈谱、家谱、族规家法进行严格管理。

传统汉族的家庭以一夫一妻制的小家庭为主，仕宦贵族实行—夫多妻制，皇帝则拥有三宫六院。小家庭有父母和几个末婚子女。男子成年后结婚单独组建家庭，由父母分家另立门户，父母一般与长子一起生活。在多子家庭中，嫡长子为长房，是户主继承人。在家庭中，父亲地位最高。春秋以来，在家庭关系中有男尊女卑的观念，至北宋妇女要恪守三从四德，夫死要守贞节，好女不嫁二夫，再嫁很难的观念。家庭分工是男主外，经营生产劳动；女主内，操持家务，织布做衣，养儿育女。家庭最核心的问题是一代一代传下去，生子以传宗接代。

汉族远古时代的伏羲氏是汉族渔业的鼻祖，把鱼作为祭祀盛行在商代。春秋战国时人工养鱼已十分流行，汉族民间养鱼主要形式是池塘养鱼。东汉时期汉族民间就有稻田养鱼的风俗。至今仍有四川、贵州、广西、湖南、江西等丘陵山区延续这种生产风俗，是在开春后犁田灌水后放养鱼苗。汉族人们吃鱼主要靠捕鱼，出海入河，进湖下塘，其中出海捕鱼最为壮观。

汉族历史上的经济以农业为主，农业生产比较发达，另兼营家庭副业，这种"男耕女织"式的自然经济，在中国古代始终占绝对优势。在耕作技术方面，汉族及其祖先，自古以来一贯注重农时、改良土壤、轮休耕地，以及施肥、保墒、选种、培养新品种、改良农具，同时也不断从国内各民族中甚至从国外吸收新的作物品种和学习耕作技术。

汉民族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谷子、黍、小麦和稻等粮食作物，黄河流域种植谷子作业主要粮食，长江流域主要种植稻。汉民族习惯将粮食称为“五谷”，五谷是早出现在《论语》反映当时的粮食作物有五种。最早的解释五谷是汉朝人写的：一种说法是稻、黍、稷、麦、菽（大豆）；另一种说法是麻（指大麻）、黍、稷、麦、菽。把这两种说法结合起来看，共有稻、黍、稷、麦、菽、麻六种主要作物。

稷和禾稷就是小米，是五谷中最主要的一种，是“五谷之长”，它主要产在华北大平原和黄土高原，是北方人民的主要粮食。古时也称为粟、粱。禾是一般粮食作物的总名称，有时也专指稷而言。黍就是黍子，去皮后叫黄米。在北方的粮食作物中．其重要性仅次于稷。稻的生长，需要气候温暖，雨水多，适合种植在长江流域，是南方人民的主要粮食。稻在北方生产较少，较为珍贵，古人往往以稻粱连称。麦有大麦、小麦之分，《孟子·告子下篇》中大麦也称为麰。小麦有春小麦、冬小麦之分：春小麦在春季播种，到秋季收获；冬小麦在仲秋播种，到孟夏收获。西周晚年周的王畿种的还是春小麦，冬小麦在春秋时代逐步推广。先秦时期大豆是很重要粮食作物，麻因其口感，主要用作炸油。

明清时期原产美洲的粮食作物玉米、番薯、马铃薯传入中国。美洲粮食作物传入中国主要通过贸易、进贡、传教士这三条途径传入。美洲粮食作物传入中国解决了中国粮荒的问题。番薯从16世纪后期起，由美洲先传入东南亚，再分多次从东南亚传入中国东南沿海的闽广两省，并局限于闽广将近一个世纪，17世纪后期开始向江西、湖南等省及浙江、江苏沿海地区扩展，18世纪中叶遍及南方各省并向黄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区扩展。番薯传入中国后，到清乾隆、嘉庆年间在各地推广，发展到清末， 已发展成大田作物。

汉族在魏晋十六国时期的河西就有畜牧业，产品主要包括羊、牛、马、鹿、驼、驴等，其中羊、牛、马的数量最多，羊是用于食用，牛是逐业生产中的主要畜力，也可用于食用，马匹用到骑乘，还有一部分用于战马。占很小的份额，依附于农业而存在，养鸡司晨，养牛耕田，养猪吃肉，饲料来源于种地，饲养牲畜服务于农业和生活需要。

汉族的手工业是辅助行业，发展水平也很高，很多传统手工制品远销国外。

• 石器

石器自原始社会至商代都是主要的农业生产工具和狩猎工具，石器手工制品有石碾，石磨，在古代修建宫殿时的建筑材料也是石料，至今一些农村还有石匠。

• 木器

木器在生产和生活中作用一直很大，木器的生活用品，如桌椅、箱柜、屏风等，至今任何一个家庭都离不开木器，作为从事木器手工业的手艺人木匠一直都是最吃香的工匠。

• 陶瓷器

陶器和瓷器是先后发展的，仰韶文化时期已经有了陶器但直到商代才出现原始性的瓷。在商代以前，陶器主要为生活器皿和祭祀礼器等，瓷器用于生活器皿。商代以后，金属的应用使陶器的地位下降了。但陶器一直是汉族重要的手工业，而瓷器比较精美，是汉族重要的工艺品之一。直到今天，陶器和瓷器还广泛应用于生活中。

• 纺织业

汉族最初的纺织业是麻纺，汉族的普通百姓衣着主要材料是麻布，麻纺是汉族历史上重要的手工业。东汉时期，丝织技术提高，纺织的品种增多，有绸、帛、锦、锻、绫、绮、罗、纱、绢、缯等。后纺织业的提花、印花技术不断提高，制作出蜀锦闻名全国。元朝时，棉花在汉族广大地区种植，棉纺业随之出现。直到民国时，汉族广大农村还普遍穿着“家织布”，越是偏僻地区越是如此。

• 编织业

汉族的先民最早是用树皮之类编织衣服，学会种麻之后有了麻编。有了纺织业后，编织手工业主要用于生产生活用品，汉族有代表性的编织业有竹编、草编、苇编、藤编等，有的编织品十分精美，成为艺术品，远销国外。

• 丝绸之路贸易

汉民族的对外贸易早在《穆天子传》中就有徐福东渡的传说。张骞在大夏（今阿富汗）见到邛竹杖、蜀布之前，已经有民间自发的蜀身毒道（西南丝绸之路）与周边进行小规模的贸易。三国时期政权交替，陆上丝路贸易受到影响，东吴孙权派康泰等出使扶南（今柬埔寨）等国，建立南洋航线。后东晋南渡，经济政治中心南移，开始经略海上丝路，广州成为丝路起点。南朝时期各政权由青海道与柔然、西域各国进行政治经济交往。隋朝政局稳定，海陆两道都恢复，相比于汉朝时增加了一条天山北道，形成南中北三条贸易线，还开辟了东洋航线，与日本交往贸易。隋朝开凿运河大业，之前海上丝路受制于航海技术的线路也得到改善。盛唐时期的六大都护府，创立广州市舶使，实现丝路东、西、南、北全方位畅通的鼎盛时期，设立的都护府保障与突厥、回纥、中亚、西亚、吐蕃、南诏、吐谷浑、尼泊尔、东南亚、新罗、日本、等全线贸易，五代十国时，西北绿洲丝路一蹶不振，但北方草原丝路发展罗好，宋辽之间有“澶渊之盟”茶马互市等贸易往来。宋朝时将南方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贯通，对外贸易不仅引用唐制的榷场和市舶使制度，还设立博易场，形成海陆两栖的贸易局面。明朝永乐年间曾海陆并举，郑和七下西洋，陈诚出使西域，重开西北、海上丝路，打开明朝的贸易大门。到隆庆年间 1567 年开放漳州月港，海上贸易全球化萌芽，中国茶叶在欧洲风靡，需求量暴增，茶叶成为大宗商品茶马互市再度崛起。

• 茶马互市

互市，是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地方割据政权之间特殊的经济交往及沟通方式。互市，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间最佳的贸易模式。早在战国时期，中原各个诸侯因为战争需要从少数民族中获取战马，秦朝建立以后，中原地区和北方少数民族的交易一直存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汉胡之间的贸易并未因战乱而中断。隋朝统一中国后，和西北地区的突厥长期保持贸易关系，中原用粮食、布帛、瓷器等物品换取突厥的马匹等。到了唐代，绢马贸易和茶马贸易兴起，中原地区和北方游牧民族的贸易往来更为密切，唐代大量的茶叶、绢帛等商品输出，以换取马匹及其他畜牧业产品，丰足彼此，皆有便利。宋朝，还订立了“榷茶博马”的制度，以茶购买马匹，禁止或限制其他物品和马的交易。茶马互市、绢马互市，在中原的邻国持续了千年之久。

• 商帮

明清时期，全国商品的生产和流通依赖大运河，大运河成为南北货物运输的通道，国内全国各地从事食盐、棉布、丝绸、粮食、木材和书籍等大宗商品，以及矿产、颜料、皮毛、果木等土特产品的经营商人，按地域形成商帮，最初是粤商、徽商、晋商等商帮，后商帮发展，形成粤商与徽商、晋商、浙商、苏商一道“五大商帮”。清朝时以晋商，徽商，粤商，秦商，山东商帮、苏南商帮、浙江商帮、闽南商帮、珠三角商帮、河南商帮等十大商帮为主。

汉民族的住房建筑采用斗拱挑檐的木结构，俗称大屋顶的民族形式，它是汉族传统建筑的主要结构方式。古代木构架有抬梁、穿斗、井干三种不同的结构方式，抬梁式使用范围较广，在三者中居于首位。汉民族的住房最早萌芽于原始社会住房建筑的柱网结构、榫卯技术、草泥木柱网结构住房。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汉民族经过春秋战国的民族大融合，建筑技术也在大融合中交流。到了汉朝时，汉民族的住房形成了以秦砖汉瓦和木结构为主的建筑体系，它的主要材料是泥土和木材。汉民族建筑布局的特点是平面向纵深发展，分上房下房，正房侧房，内院外院，楼最高不过两层，左右严格对称，是封闭独立的住宅建筑群。北京四合院传统营造技艺已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