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钟

编钟是中国古代大型的击奏体鸣乐器，它是依钟的大小不同而有次序地悬挂在木制钟架上，多为青铜制造，也有石制和铜制，钟柄空与钟体内腔相通，钟体饰有兽面条纹或花纹，用小木槌击奏。各时代形制大小不一，钟数也不等。据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发现，中国在西周时期就有了编钟，那时候的编钟一般是由大小3枚组合起来的。春秋末期到战国时期的编钟数目逐渐增多，有9枚一组和13枚一组的。1978年，在湖北省随县出土的战国时期的曾侯乙编钟，全套共65件，它是至今为止所发现的成套编钟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套。

“编钟”一词始见于两千年前的《周礼》：“磬师，掌教击磬、击编钟”。唐贞观年间，《隋书·音乐志》也有记载：编钟“小钟也，各应律吕，大小以次，编而悬之。”形质像钟，故名编钟。

编钟的发展阶段大致可分为：滥觞期的原始社会、夏及商早中期、晚商；发展期的西周；鼎盛期的春秋战国；衰微与转型期的秦汉、魏晋至清代、20世纪早中期；钟的“新生”期的20世纪晚期及之后。

钟在原始社会(约170万年前——约公元前2100年)的“表现”是，器型从菱形到合瓦形，从单件到多件套。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第一》中讲道：“至于林籁结响，调如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锽。”在其注释中解道：林籁；风吹林木所发的声音；籁，风吹孔窍所发声。球锽：《说文》球，玉磬也。锽，钟声也。”大意是说在很早很早以前的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受大自然的启示，就创造了竽瑟和球锽。球既是玉磬的前身；锽既是编钟的前身。考古资料证实，中国进入铜石并用的时代是在公元前2800年。从商朝开始，编钟进入兴盛时期。商代编钟多为三枚一组，能演奏旋律。青铜编钟可能滥觞于陶铃，其后陶寺铜铃的出现，为青铜编钟的产生发展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基点，而青铜编钟的真正起步是从晚商铜铙开始。

玉磬

从两周时期中国编钟进入巅峰阶段，各种形制、各种用途、各种节律、各种音色、各种材质的编钟纷纷问世，蔚为大观。西周时期即钟的发展期，口朝下的甬钟（悬挂乐钟）出现，规律性的双音钟出现，多样化编列形态初步成型。晋侯苏编钟（西周早中期，上海博物馆藏）有三式：一式有旋；二式有旋有斡；三式有旋有斡，钲篆分明。把编钟在这一时期发展的变化体现于一身。

进入春秋战国时期，编钟达到鼎盛阶段，从三枚一套、五枚一套、九枚一套、十二枚一套，一直到六十五枚一套。编钮钟的出现并广泛使用，编列形式多样化。编钮钟又称“歌钟”，主要用来演奏旋律，编钟在这个时期开始多层悬挂。战国则有巨型编列乐钟，如曾侯乙编钟、擂鼓墩二号墓编钟等。1978年，在湖北随县（今随州市）城郊擂鼓墩发掘出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古墓，出土一套编钟共六十五枚，成为中国“乐中之王”，距今有2400多年。1989年国庆节，这套与原曾侯乙编钟复制件运回了原地随州，成为随州博物馆镇馆之宝。

曾侯乙编钟

秦朝就已建立了乐府机构，秦乐府钟工艺精巧细致，声音清脆悦耳，音高为C调。但这时由于受战争的影响，礼乐俱损，铸钟工匠及乐工散亡。铸钟技术在这段时间里曾多次失传，不及春秋战国早期。至西汉初年，继承恢复，但只能摹仿乐，正确的音不能复还。

与战国编钟相比，汉代的编钟本来就很少。自秦汉以后，在宫廷雅乐中所使用的编钟多呈圆形，形制上有了很大改变，且每钟只能发出一个乐音，在经历了500多年黄金时代后，它由盛兴而衰退。《文心雕龙·乐府》：“三国魏时，音靡节平，音律浮靡，节奏平庸。到了晋朝，杜夔调试，音奏舒雅。张华新篇，亦充庭万。后荀勖改悬钟磬，声节哀急，音调不准。”其原因是荀勖制的尺比杜夔尺短四分多。在晋始平年中，掘地得古铜尺，比荀勖尺长四分。经验证，编钟八音不和，是制尺的问题。荀勖乃部署作郎刘恭依《周礼》制尺。依古尺更铸编钟律吕以调声韵。得周时玉律钟磬，新律声韵皆同，从而才恢复编钟原味，时人称其精密。到了南北朝时期，由于受到印度圆口钟的影响，从而出现了形如瓦罐的圆形钟。从此，在历代宫廷雅乐中所使用的编钟多呈圆形。在保留“钟”的最原始意义的基础上，圆形钟也成为人们心目中神圣器具的象征。这类钟，佛寺、钟楼使用最多，成为了体现君主、神灵、崇高伟大的圣器。这一主题的出现，为后来中国制造圆形钟技术的飞跃发展奠定了有利的基础。

玉编钟

到了隋唐时期，编种除在“雅乐”中使用外，还用于隋“九部乐”和唐“十部乐”中的“清乐”和“西凉乐”里，很少流传民间。唐代诗人在作品中曾描绘出编钟声音宏亮、铿锵悠扬、悦耳动听的妙响，有“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感觉。

金编钟

北宋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宋徽宗刚刚即位不久，在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之地的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出土了六枚编钟，上刻春秋时期宋国国号“宋”，名为宋公戌钟。在大宋起兴之地发现篆有国号的礼乐之器，满朝皆以为祥瑞，宋徽宗也认为是国运昌盛的吉兆，同时有感于佚失已久的周礼雅乐重见天日，便下旨仿照宋公戌钟的样式打铸编钟。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十二套编钟铸成，共336枚。宋徽宗为其赐名曰“大晟”，寓意“光明盛大”之意。

大晟编钟

自宋以后，编钟渐渐衰退。迄止清代，编钟铸造技术鲜为人知，钟乐也渐被淘汰，清代宫廷中所铸编钟，不仅其形制与传统编钟不同，其音律更是相去甚远。在清代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曾用黄金铸成了一套大小相同，壁厚有别的编种，共有16枚，叫做“金钟”，这是世界上唯一用金子铸造的编钟。这套编钟置于太庙（今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中，遇有朝会、宴享、祭扫大典，才拿出来演奏。和它一起使用的还有一套金编磬。这套编钟耗用黄金13647两工钱。1925年它流入民间，后由陈亦侯、胡仲文收藏，现陈列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珍宝馆。

20世纪早中期，对乐钟的研究初步展开。在这同一个时期内，迄今为止，中国已发现编钟约280余批次，达2400多件。并在少数民族地区云南楚雄万家坝古墓中，发掘出战国羊角钮编钟，这说明编钟不仅只是汉族的打击乐器，也发展到成为少数民族的打击乐器，已延伸到了中国各地。

20世纪晚期及21世纪初，是钟的“新生”期。曾侯乙编钟出土不久，出土地就举行了首场编钟音乐会，用编钟原件演奏了《东方红》《国际歌》《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等曲目。复制件完成后，湖北省博物馆成立了编钟演奏组（今编钟乐团），1984年国庆节应邀赴京演出；1987年，又设立专门的编钟演奏厅，平均每天演奏三四场，供参观者欣赏。从此，编钟乐团的表演作为湖北省博物馆展览的延伸内容固定下来，一直延续至今。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编钟乐团就多次接待外国政要，包括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英国前首相希思、德国前总理科尔、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等，接待来访的外国代表团和游客更是数不胜数。另一方面，编钟乐团还多次随曾侯乙编钟展览一起走出国门，在多个国家的著名音乐厅奏响。近年来，编钟乐团以《诗经》《楚辞》等传统经典为来源，创作了《关雎》《九歌》《天问》等一批新曲目。除展现歌、乐、舞为一体的传统编钟乐舞外，编钟乐团还尝试与钢琴、古琴、萨克斯等不同乐器跨界合作，以独奏、合奏、重奏、琴瑟吟唱等形式呈现给观众。2022年元旦，湖北省博物馆编钟乐团联合江汉大学音乐学院、武汉琴台钢琴博物馆，在湖北省博物馆编钟音乐厅举办了“一见钟琴”新年音乐会。被誉为中国古代“乐器之王”的曾侯乙编钟，与西方“乐器之王”钢琴同台联袂演出，为观众带来一场中西合璧的跨界音乐会。

80年代以来，随着编钟考古实物的不断增加，编钟研究得以全面、深入的开展，研究队伍与成果也在不断地扩大与丰富。著作方面，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承办的研究项目《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由多个专家学者指导、参与、编写凝结了众多学者的心血，《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收录了全国各地出土的编钟，无疑是中国音乐文物的资料总集。邵晓洁编著的《楚钟研究》，结合文献考证和对实物的考察，揭示了楚系编钟的形制、纹饰、铭文的特征和变化过程，及其反映出料收集整理与分析工作，是学者勤勉耕耘的见证。的关系，探讨了其在礼乐制度兴衰过程中的演变状况。陈荃有编著的《中国青铜乐钟研究》，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对编钟的生成、发展及演变作了梳理，重点考察了殷商至战国早期的编钟编列情况。李纯一所著的《中国上古出土乐器宗论》，台湾学者朱文玮、吕琪昌所著的《先秦乐钟之研究》等，这些文章都做了关于编钟研究相当程度上的史料收集整理与分析工作，是学者勤勉耕耘的见证。

湖北省博物馆编钟乐团

编钟的各部位都有对应的称谓，这些名称可以用来准确描述编钟的各种规格，编钟一套规格包含了衡、甬、斡、旋、舞、铣、钲、枚、鼓等各部位数据。中国编钟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分为钲，表面有花纹和外突圆乳，称为钟枚或钟乳；下半部为鼓，为敲击发音区。钟内壁有许多磨锉，此为调音痕迹，更有甚会存在深沟槽。编钟的内壁是一道道条形的声弓结构。编钟与圆形钟在悬挂方式上也有着明显的差异，前者悬挂牢固，钟肩是近似的椭圆平面；后者可随意摇晃，钟肩呈半圆球形。

中国的编钟，对于合瓦形钟而言，在钟的结合部有棱，称作“铣”，从正鼓部到侧鼓部音是逐渐衰减的。两棱之间的钟口向上拱起，钟口边稍上有两个敲击点，中心为“正鼓”，偏右约三分之二处为“侧鼓”，正鼓点和侧鼓点分别对应椭圆振动面的短轴和长轴，两者在声音模式上存在着差异，会发出不同音高的乐音。它的合瓦式结构，截面象两片瓦合在一起，因为钟体扁圆，边角有棱，声音的衰减较快，所以能编列成组，作为旋律乐器使用。